冰山之下:性少数者的爱与谎_冰山爱与

和年糕在一起的这一年,她问我最多的三个问题是:

“你高潮了吗?”

“你真的是假结婚吗?”

“你爱我吗?”

曾经有几次结束撒谎的机会摆在我面前,但直到分手那天,我才揭下了面具。

 

年糕的秘密

年糕是我的女朋友。之所以叫“年糕”,因为她的个子将近一米八,皮肤又白,所以得了这个绰号。她的头发剪得很短,私服都是男装,去公共卫生间被当成男生是常事,好在她们上班统一着制服,她在人前也总是轻声软语,倒也没人怀疑过她的性取向。

她有两套行头:穿上制服的时候,她是爱岗敬业的“赵科长”,偶尔也会撒娇发嗲;脱下制服的时候,她是“不混圈”的拉拉(女同性恋),总嚷嚷着“我要戒烟”却从来戒不掉。

她的车是一个移动的衣柜,如果下班有约会,她会在车上换掉制服,以典型T的打扮赴约。好几次她拉着我的手正在逛街,冷不防将我的手甩开,装作陌生人大步走远,过后再跑回来,笑嘻嘻地跟我说:“刚看到同事了。”

我和年糕是通过网络认识的,在这个以文艺著称的社交论坛上,拉拉们也能找到自己的小组,寻找坐标接近的同类。最热闹的话题永远是“蒸帖”:和异性恋找对象一样,拉拉们也会用星座、身高、职业等标签描述自己,并在蒸帖中罗列各种要求,比如“纯P”、“不混圈”、“接受形婚”等等。

年糕受过几次骗,用她的话说,“前任们都是奇葩”,有明明结了婚却出来找外遇的,有认识没几天就开口借钱说买房的。所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,她在蒸帖里罗列了种种要求:同城,无婚史,不出柜,不混圈,经济稳定……“如果你符合这些要求,愿意与我一生相伴,我会承诺给你一个温暖的家。”在那条长长的蒸帖结尾,她这样写道。

条条框框一多,能够对号入座的自然就少了,更何况是能见度极低的拉拉。年糕很明白这一点,所以对每个主动送上门来的应征对象,她都是疑心重重,反复试探。直接要求看证件当然不太合适,但可以旁敲侧击地提问:“平时上班开车吗?”“和家人一起住吗?”同时暗示自己“认识很多人”,存心想扒个皮并不是难事。

这也是为什么,在我们开始约会的第一个月,她总是显得犹豫不决。有时在餐厅,前一秒还笑嘻嘻地讲着前任的八卦,后一秒突然就沉下脸来,问:“你是不是也在骗我?”有时在酒店,我洗完头出来,她主动拿吹风机帮我吹干,然后从我身后温柔地环抱住我,轻声说:“你如果有什么秘密瞒着我,现在说出来还来得及。”

她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,我确实有秘密瞒着她。

我的秘密

三个月前,我从前夫家搬回婚前的住处,此时距我们那场盛大的婚礼结束,还不到一百天。分居的原因,与其说是我们俩感情破裂,不如说是两家父母积怨的爆发:从订婚、领证到婚礼结束,涉及金钱、礼数的每个环节,都让两边怒火中烧,都觉得自己吃亏了,都看对方不是好人。至于我们这对小夫妻,因相亲认识,恋爱一年多,无非吃喝玩乐,加上从小“听话”惯了,哪经历过这些阵仗,于是各自缩起脑袋,小鸡仔似的躲回父母羽翼下。离婚自然是板上钉钉了,但双方都憋了一口气,要对方先赔礼道歉,不然就“耗着”。

认识年糕的时候,这种胶着状态已经过去了三个月,而直到和年糕分手一个月后,前夫才瞒着他的父母,约我一起去民政局,悄悄办理了离婚手续。在这个二线城市,结婚是每个人终将迎来的节日,而离婚却是可耻的秘密,两家剑拔弩张了一年多,居然也没对外人走漏一点消息,对外不约而同地扮着风平浪静的小日子,甚至有八卦者催生的时候,我们都笑眯眯地说:“快了快了”。

介绍人听闻婚变,跑来试图调停。在她看来,“宁拆十座庙,不毁一桩婚”,因为两家父母的龃龉搞到小夫妻拆伙,简直太荒唐了。

前夫的母亲在历数我们家的一堆“罪状”后,皮笑肉不笑地扔下最后一记“重磅炸弹”:“她欺负我儿子老实呀,在一起的时候都不是处女了,这个你不晓得吧?”

“你说的什么话,这年头谁还计较这个?”介绍人也有六十岁了,皱起眉“啧”了一声。

得知前夫母亲拿“处女”说事儿的时候,我忽然想起早年交往过的一个前男友,在我拒绝发生性关系的时候,哂笑道:“什么叫处女?不捅破那张膜都算?哪哪儿都给摸过了,装哪门子的纯洁?”

帕慕克的小说《纯真博物馆》中,女主角以“走到最后”的方式和男主角做爱,在七十年代末的土耳其,这种方式意味着“我的整个人生和你的连在了一起”。时至今日,互联网上已经默认了“婚前同居”,但“处女”依然能被堂而皇之地抛出来,作为现实婚姻里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。对前夫的母亲而言,我夺走了她的儿子,且没有与之匹配的“纯洁”,就算没有其他理由,仅凭这一条就足以判定,我是个“心机婊”。

在结婚之前,我从未意识到女人对女人的恶意,可以如此的歇斯底里,或者说,一个和丈夫貌合神离多年的女人,对儿子的控制欲可以到这般地步。或许我早该意识到,当年的订婚宴上,当她儿子被亲戚们灌醉时,她像一头愠怒的母狮,一把搂过这个早已成年的男人,抱到沙发上,哄孩子似的又亲又摸,全然不顾周围人侧目,那时的我已经成了她的眼中刺、肉中钉。我也从未意识到,当她在外人面前扮演着开明的婆婆时,内心却如海妖般窥视着我刚启航的婚姻,冷不防地张开血盆大口,囫囵吞下这块曾经的腹中肉。

和前夫恋爱的时候,我曾经半开玩笑地问他:“你能接受我也喜欢女生吗?”

前夫愣了愣,这个问题显然超出了一般直男的认知范畴:“你喜欢女生?”

“这么说吧,如果我跟别人好了,这个人是女生,你能接受吗?”

他像是挨了一记闷棍,好半天才回过神来:“那怎么成!”

“那好吧。”

我还是讲信用的。至少在分居之前,我对这个男人,于身于心都是忠诚的。在 LGBT 的圈子里,“双性恋”从来不是一个好标签:花心、有退路、不真诚,是对双性恋最常见的偏见。大多数异性恋并不知道,尽管 LGBT 一向处于社会边缘,只敢在亚文化里插科打诨,但内部从来不是铁板一块,而是存在着“鄙视链”:在性别认同上,“纯”同性恋瞧不起跨性别和双性恋;在婚姻大事上,选择“形式婚姻”的瞧不起骗婚的。很多蒸帖里会强调“双性恋/已婚勿扰”,处于鄙视链下端的人如果斗胆发声,分分钟被骂成筛子。

分居之后,我频繁地梦见彩虹。《周公解梦》说,已婚女人梦见彩虹,会与丈夫长期分离。从分居到正式办理离婚手续,花了一年半,我戏称之为“离婚预备狱”。“服狱”期间,在法律上,我仍是那个男人的妻子,当时婚姻法 24 条尚未被修正,我最大的担忧,是前夫起坏心钻这个空子,给我制造个“共同债务”;在道德上,婚内出轨显然违背公序良俗,虽不至于像台湾那样安个通奸罪,但也会被视为一种过错。不过,“通奸”也好,“重婚”也好,“非法同居”也好,在我们的法律范畴中,只存在于异性之间。

对那些隐秘的欲望来说,区区一条鄙视链,不足挂齿,在现实中获得快乐,才是最大的“正确”。如果你抽烟,嗜酒,玩手游,或者喜欢任何会上瘾的东西,或许你就不难理解,那些被欲望所驱动的,前赴后继挑战“禁忌”的冒险者。对当时处于鄙视链下端的我来说,寻求恋爱是饮鸩止渴,但哪一场恋爱,不是图穷匕首见?

所以回到开头,在年糕的这三个问题上,我的交代并不是句句属实,但也并非完全撒谎。这就像卖假酒,纯勾兑很快就会被识破,须掺上三分真情意,甚至连自己都信了,足够“入戏”才不容易有破绽。在认识年糕之后,我忍不住先“微醺”起来:或许我们可以这样一直走下去?或许她最终会理解我的苦衷?

年糕从后面抱住我的时候,我的心脏“砰砰”直跳,几乎到了喉咙口:假如错过这一刻,我还得继续捂紧盖子;但如果在这一刻坦白,我会像格林童话里脱掉熊皮的士兵一样,迎来一个幸福的结尾吗?

据说,人心虚的时候,往往会反问对方。

“年糕,你会出柜吗?”

“这辈子都不会。”

“你会原谅骗你的人吗?”

“这辈子都不原谅。”

我的心沉进了黑色的海底,失望反而让我越发冷静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生,只有完美的假象。对一个决意撒一辈子谎的人,我为什么要毫无保留呢?

就像林宥嘉唱的:“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,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。”

在我对年糕讲述的故事版本里,我的前夫是个 Gay ,我们闹离婚是事先约定的表演,尽管她一直对此一直半信半疑。我给自己划定了一个期限,为期一年。从我和年糕的相遇开始计算,如果一年后,我还是没有勇气对她坦诚相告,那么无论如何都必须分手。那时的我并不知道,这场看似顺水推船的自导自演,会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里,如同一根鱼刺,深深扎入我的喉咙里。

见年糕的父母

十一黄金周的时候,年糕的父母背着各种土特产,从北方老家飞过来,在年糕家住了一个月。老俩口之所以过来,一方面是因为年糕工作后就几乎没有回过家,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催婚。年糕的父亲是家中长子,下有三个妹妹,这些年都纷纷升级做了奶奶和外婆。年糕是唯一的未婚子女,又是长房,在家族里自然会被“高光”关注。尽管从高中开始,年糕就和女孩儿们出入甚密,甚至被撞见耳鬓厮磨的时候,但她的父母多年来很默契地保持了沉默,只在女儿工作之后,隔三差五地念叨谁谁家又结婚了,谁谁家又添丁了。

“我爸妈一定是知道的。”年糕像是在说服我,又像是在说服自己,“他们不可能不知道。”

“知道又怎样呢?”我想起自己的二十岁,正和初恋女友打得火热的时候,一冲动就和母亲坦白了恋情的情形。我母亲并没有像一些“出柜”帖子里描述的父母,一听“喜欢同性”就大惊失色,痛哭流涕,甚至以死相逼,而是“哦”了一声,用异常平静的语气说:“你还小,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好男人的。”接下来的十年中,我们俩好像一齐失了忆,再也没有触碰过这个话题。

“我要让他们知道,我结婚是结给他们看的,你才是跟我一起生活的人。”年糕像是下了大决心似的,用力拍了下大腿。这话吓了我一跳:你说这话的时候,问过我意愿了吗?

那时候,我们的“同居”仅限于周末,一般是呆在年糕家,在床和沙发上流连。我们很少做饭,要么叫外卖,要么去就近的购物中心吃,顺便看新上映的电影。年糕很少带我见朋友——她也没有什么“朋友”,就像大多数过了 25 岁的拉拉们,在网络之外的现实世界里越发不可见。即使是在网上,她也谨记着“铁饭碗”的来之不易,极少发声,对 LGBT 类的 APP 更是敬而远之。

尽管有耿乐、密陶等同志在体制内出柜的先例,但这些榜样尚不足以成为同志们的激励:创办了同志网站淡蓝网和同志交友平台 Blued 的耿乐,是粉红经济的代表和成功的创业者,2012 年因为对防治艾滋病上的贡献,曾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接见,但在那之前,他一度失去工作、妻子和亲友,深陷创业的困境。对体制内大多数同志来说,LGBT 群体所面临的污名化和边缘化,是每天都看得见的正在发生的现实,而那些敢于公开发声并另辟蹊径的成功榜样,可以说是凤毛麟角。

所以像年糕这样认可“铁饭碗”的普通同志,对“出柜”的态度,当然是不假思索的拒绝。尽管在学生时代,她并不是像我这么“听话”的孩子,而是很早就学会了抽烟、喝酒,顶撞父母,也没少挨过打。但在进入体制多年后,在同事们的眼里,她是个听使唤、没脾气的“好姑娘”,只在她父母和我的面前原形毕露。

趁着黄金周的尾巴,年糕组了一个局:带我和她的父母一起吃饭,有“丑媳妇见公婆”的意思。我们四人一辆车,年糕开车,我坐副驾驶,在乡间一路颠簸,来到一个土家菜的饭店。年糕解释说,之前同事们在这里打过牙祭,印象很不错。末了她又笑了笑,说:“要是只有我们俩,我就不带你来了,人服务员记得我,一看我和你站在一起,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”

我们四个人点了一桌的菜,年糕仿佛一个强势的男主人,嚷嚷着赶紧动箸。年糕的父母不住地打量我,脸上挂着笑,但明显有些尴尬。我也有些心虚,不知道要说些什么,低头往嘴里送菜,听见年糕说:“您二老放心,结婚的事儿,我已经在推进了,别三天两头催,都有数。”说着把手搭在我肩膀上,“你们看我这位朋友,漂不漂亮?”

年糕妈妈叹道:“那是,比你可像女孩子多了。”

我抬起头笑道:“我遇人不淑,已经是婚姻不幸了,年糕可得擦亮眼,挑个好的。”生活就是这么荒谬:在年糕的父母面前,我吐露的真相反而像个谎言。

那顿饭上,年糕一家没有再聊起结婚的话题。年糕父母回老家的时候,亲手做了好几抽屉的手工饺子,冻在冰箱里,供我们吃了好一阵。

物色年糕的形婚候选人

临近年底,年糕的应酬明显多起来了。但凡有未婚女青年在场的饭局,总绕不开一个主题:催婚。女人的年龄仿佛开水壶的温度线,眼看水要沸腾了,周围人比你还着急,一个个都大呼小叫起来:“不结婚不完整”,“不生娃不完整”,“不生二胎不完整”……在“繁衍”这件事上,似乎谁都可以打着关心的名义掺一脚。

年糕狠狠地抽着烟,见烟灰缸满了,就掐灭了烟头,浸在茶缸里。她喜欢抽凶点儿的烟,不是红双喜,就是中南海,因为够“爷们儿”。抽那种细条儿的女烟?T 们会觉得你搞笑呢。

“春节之前得物色好人选。”她一边往嘴里塞薯片,一边像是下命令似的,自言自语道,“然后上半年见父母,下半年摆酒,后年生孩子,房子得换个大点的,我妈会过来帮我带孩子。等结完婚我就备孕,那时不抽烟了,把身体调理好,争取一次就中。”

我的双脚搁在茶几上,手里抓着遥控器,看美国喜剧中心《周六夜现场》的直播,没有字幕组的翻译,刚开始还有点不习惯。这个卫星碗是年糕花了不少钱找师傅装的,可以收看一些海外频道,她觉得工作环境已经够保守了,自个儿的私下生活必须得“洋气”。

“你想得倒是美。”我“哼”了一声,“你以为找形婚的那些 Gay ,都安了什么心。”

在 LGBT 论坛里,找形婚对象的“蒸帖”比比皆是,热度丝毫不亚于找“真爱”的。某种程度上,领证结婚的形婚同志,他们憧憬的婚姻状态和“开放式婚姻”有着类似之处,但实际操作中处处是“坑”,步步惊心。

在最理想化的描述里,形婚家庭是“两个爸爸,两个妈妈,给孩子双份的爱”,一对 Gay 和一对拉拉交叉组成法律意义上的两个家庭,通过人工授精或者试管婴儿的技术手段,完成“传宗接代”的任务,平时各自和伴侣生活,逢年过节去父母家演演戏,美其名曰“因爱大同”。对不打算出柜且需要“主流”认可的同志来说,形婚是把保护伞,将闲言碎语挡在“家”门之外,而比起国内尚未合法,且动辄花费上百万元的代孕,一本结婚证就能换来一个甚至更多免费生育的机会,一些会算经济账的 G 自然趋之若鹜。对拉拉来说,“单身生育”的呼声虽高,但主动选择做单身母亲,对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心理素质,仍是个充满风险的巨大挑战。

尽管给自己下了军令状,但年糕对“形婚”,完全没有找“真爱”那会儿的热情,迟迟不肯动笔写蒸帖,最后干脆叫我帮忙。在结婚之前,我也尝试接触过几个 Gay ,讨论形婚的可能性,但且不说有些父母会不停地追问和查岗,光是嫁娶风俗上的讨价还价,就足以让一堆“好事”谈崩。尽管形婚圈里默认的规矩,是养孩子之外的开销一律 AA ,彩礼走个过场,红包各收各的,婚前财产作公证,但现实中做不到完全的泾渭分明。试图从婚姻中分杯羹的比比皆是,譬如要求对方有某地户口,甚至要求入外籍的。

在传宗接代的问题上,形式婚姻更是如陈粒唱的那首歌,“易燃易爆炸”:如果各自有伴侣,要和伴侣协商好,征得同意或支持(至少不反对);人工授精虽然好操作,但成功率不高,做试管婴儿费钱,女方还得吃足苦头;生完孩子谁来带,怎么养,各出多少钱,扯皮怎么办……异性恋们所看重的外貌、门第、收入等条件,也是形婚同志们所看重的;异性恋们所头痛的婆媳相处、丧偶式教育等问题,同样也困扰着形婚同志特别是拉拉——这并不是夫妻双方有没有感情,发不发生性关系可以避免的。

年糕征形婚对象的帖子里,留的联系方式是我的 QQ ,因为她上班很少有机会看手机,又生怕泄露了个人隐私,形婚不成反而“被出柜”,让我这个“有经验的”先把把关。帖子发出之后,我陆续收到一些好友申请,甚至在我们分手后很久,都有人来小窗问“找到了没”。

开场白总是和谍战片似的,用圈内“行话”敲门,标准格式通常是“年龄/属性/坐标/职业/经济条件/有无伴侣/是否要孩子”,例如“ 28 ,纯 1 ,教师,有房有车,有稳定 BF ,要孩子”。10 个 Gay 里有 9 个要孩子,还有 1 个支支吾吾“没想好”,通常是有隐疾,倘若追问两句,“条件成熟的话还是想要的。”有些人上来就要看照片,但对自己的情况语焉不详,或是反射弧特别长,问个话过去老半天才回,这种明显没诚意的我就会删掉。这样初步筛选之后,整理成一个 Excel 给年糕过目,按照好中选优的原则,挨个约出来见面。

那段时间,我陪年糕相了不少 Gay ,见识了这个群体的冰山一角。尽管学生时代有一阵浸淫于耽美文化,长大后也参加过一些同志活动,但因为形婚所接触到的同志,与活跃于社群的同志相比,更倾向于关起门来,过岁月静好的“小日子”。他们往往对“混圈”的同志怀有偏见,但自身也陷入了另一个圈:有意向或者正在经营形婚的同志们,通过形形色色的即时通讯工具,汇聚成一个个活跃的“形婚圈”。在这里,有肆无忌惮的吐槽,有各自为营的争论,有惺惺相惜的祝福,也有若有似无的撩拨。如同海洋里成群结队迁徙的巨大鱼球,加入这些形婚群的同志们,纷纷感慨“吾道不孤”,因婚姻产生的烦恼,似乎也成了“有责任感”的体现。

年糕也是这么想的,作为一个北方家庭的独生女,她相信形式婚姻是她最好的选择:于他人有交代,于自己有自由。尽管她没有太多时间混群,但会认真听我讲起群里的八卦,进而分析自身的利弊得失。在交往半年后,我们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倦怠期,常常陷入无话可说的尴尬境地,而“形婚”是少数能让她兴奋起来的话题之一。

放在形婚市场上,年糕的条件并不占优势——对大多数中国男人来说,她一米八的个子实在太高了。在我们“面基”的经历里,对方首先看重的是外貌,有些会强调外形要女性化。不过,年糕有“铁饭碗”是个加分项,又特别愿意要孩子,这在形婚的拉拉里并不多见:尽管大多数拉拉都不排斥生孩子,但和 Gay 合作的夫妻关系,既没有感情,也没有信任,一步不慎就可能沦为“免费子宫”,甚至被“小家”套牢,失去寻找“真爱”的机会——这显然背离了她们选择形婚的初衷。所以顶着生育焦虑的拉拉们,还是会耐着性子再三考察,而 Gay 们的挑剔劲儿,也丝毫不逊于上海人民广场相亲角的大爷大妈们。

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对 Gay ,是典型的“熊+猴”组合,住在我们的邻市,夫夫生活已稳定多年,常在同志论坛上秀恩爱,很是受圈里追捧。我们的第一次见面约在星巴克,打算形婚的熊先生看见我,以为约的对象是我,镜片后面的小眼睛“咻”地一亮,看到年糕大剌剌走出来时,表情明显有些失望。在我和年糕眼里,那位猴先生倒真是位美男子,皮肤白皙,生得眉清目秀,可惜他只是铁了心要和熊先生过一辈子,没有形婚的打算。

虽然第一眼不是十分的满意,但综合各方面条件,双方决定继续接触。为表诚意,第二次约见面的时候,熊先生邀请我们上他家做客。房子是熊先生买的,而“贤内助”猴先生的持家水平,令我们两个女人自叹弗如:一进门,就闻到清雅的檀香,房子空间不大,但整洁程度连强迫症都挑不出毛病。在一个带落地玻璃窗的展示柜里,熊先生收藏的古玩被精心摆放着,每一件看上去都有种一尘不染的骄傲。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中午,我们愉快地吃了一顿家庭火锅,饭后,猴先生很自然地套上围裙开始洗碗收拾,而熊先生像个写完作业的小朋友,高高兴兴地带上我们俩,跟家里养的两条金毛犬玩球。

“瞧人家这日子过的。”年糕看着玩得不亦乐乎的熊先生,羡慕道。

我自然也是羡慕这对夫夫的,但我比年糕要敏感一些:猴先生虽然在熊先生面前低眉顺眼,少言寡语,对我们俩也尽了待客之道,但是他的目光,始终像刀子一样剜着我们俩。

“人家的日子是人家的,我们不过是看客罢了。”我对年糕说。

“我看猴先生挺好的,要不等你离了,跟他形婚得了,他基因好。”年糕笑嘻嘻地说。

我冷笑了一声:“你看见他眼神了没?都恨不得把我们吃了。”

果然,我们回去之后,熊先生好几天都没有再联系年糕。过了一个月,他才发消息跟年糕说抱歉,猴先生在家里发飙,跟他闹分手,所以形婚计划暂时搁浅了。年糕虽然有些失望,但她本来对熊先生的外貌不是很满意,加上手头有别的人选,也没放在心上。

在形婚的候选人面前,年糕总是和颜悦色,将同事面前的那一套表演给他们看,甚至会挽起我胳膊,撒娇道:“看,我才是比较娘的那个。”即使被他们当成一棵蔬菜挑拣,年糕也给他们留足了面子,然后到了家里,将炮火对准我:“气死我了,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玩意儿!”

“急什么,一辈子的事儿急不得。”我耐着性子安抚道。

“我看你是存心不想叫我形婚!”她像只饿疯了的兔子,在狭小的卧室里窜来窜去。

“形不成,对你也不是坏事。”这是实话——在不涉及我谎言的部分,我总是说实话。

“滚!”她吼了起来,然后连外套都不脱地,囫囵躺在床上,抓过被子蒙住脸。

我呆站在原地,试着喊了她几声,没有反应。

楼上人家的水管又开始“哼哧哼哧”地叫,像是夜半的哭声。

“那我走了。”我说。

现在走,就不用再编下去了。

我拿上手机和外套,关上门,像逃开噩梦一样,一头扎进夜里。我的长围巾因为激烈的跑动耷拉下来,寒风毫不留情地扇着我的脸颊,那刺痛仿佛吃了好几记耳光。如果再下起瓢泼大雨,那情景真可以当偶像剧的分手戏了。

就在我几乎要哼起《分手快乐》的时候,发现我的车钥匙落下了。

给年糕打电话,没人接。已经过了12点,估计她手机自动转成夜间模式,没听见。

我硬着头皮往回走,发现电梯需要门禁卡才能启动,但年糕的门禁卡只有一张,在她手里。

我钻进电梯边上的应急通道入口,打开手机的电筒功能。如果此刻小区的保安正好在楼下,会看见这栋建筑的楼道里,自下而上逐层亮起橙色的灯光,又逐层湮灭于黑暗中,像是一只扑火的飞蛾,拖着残体留下的运动轨迹。

我终于气喘吁吁地爬到19楼,敲门。不应。

深冬的夜里真是冷。我跺了跺脚,觉得没法再考虑邻居们的感受了。

继续敲,然后变成捶。

年糕终于惺忪着双眼来开门了:“我睡着了,才看见消息。”

我攥紧了拳头,几乎是咬牙切齿地抑住自己的哭声:“钥匙忘了。”

“哎,别生我气了,走哪儿去呢?”年糕一把拽住我的手,带上门,然后在门背后紧抱住我,像溺水的人在失去意识前,死死地抓住一块破木板。

我的眼泪像暴雨般倾泻在她的肩膀上。与其说是委屈,不如说是绝望。

好像,真的无处可去了。

分手

春节的时候,年糕回了趟千里之外的老家,我也留在家陪父母。亲戚们纷至杳来,我和前夫闹离婚的消息很快在家族里传开了。

“我早知道那家人都不是好人。”一个阿姨愤愤地说。

“那个老太婆迷男人都迷到亲生儿子身上去了,莫不是狐狸精!”另一个阿姨也是义愤填膺。

和她们相比,我反而有点事不关己的冷静,或者说冷漠。

“要我说呀,早离早好,你还这么年轻,条件又好,重新找个好男人,分分钟的事!”又一个阿姨不由分说地抓起我的手,有点弄疼我了。

直到那一刻,我才意识到,我和年糕面临着相同的困境:无论有没有婚姻,“他们”对女人的期待,都是一样的。我们是女儿,是妻子,是母亲,唯独不是我们自己。

春天来的时候,我生了一场怪病。起先是头晕,眼前发黑,随后耳朵里像是有碎步声,紧接着一阵剧烈的天旋地转,几乎让我吐了出来。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,还没来得及站直,腿一软又摔到了地上。

我被母亲送到了医院里,做了一堆检查,跑了好几个科室,最后确诊是“耳石症”。这是一种容易被误诊为美尼尔综合症的眩晕症,是由于附着于耳石膜上的耳石脱离引起的机体眩晕,需要做耳石复位治疗。

帮我做复位治疗的医生,年纪和我父亲差不多。他看了眼我的病历,叫我坐到旁边的病床上,一边指挥我不断调整头部姿势,一边叨叨道:“你运气算不错的咯!这里这么多家医院,就剩我一个懂耳石复位,不然哪,你还得跑别的城市去,也不一定有懂这个的。”

我清晰地听见耳石“窸窣窸窣”滑动的声音,像个刚哭哑了嗓子的小孩,在医生的指引下,慢慢走出了迷雾笼罩的黑暗森林。

“好了。”

眩晕停止了。我也终于看清了医生的样子,他的笑容很慈祥。

母亲连声道谢,不放心地追问:“这个还会复发吗?”

“复发了再来找我,只要我没退休。”医生摆摆手,“这不是什么大毛病,年轻人放宽心。”

对刚刚从眩晕中解脱的我来说,医生的话,听起来有弦外之音。

得知我康复,年糕在上发来一个卖萌的表情:“马上一周年了,我们去吃顿好的庆祝下呗。”

她不知道,前夫才刚通过一个律师,向我转达了离婚的提议。

“他压力也很大,也是瞒着父母跟你说的。设身处地一下,我也很理解你的,一直这么拖下去,对两边都不是好事,你说对不对?”律师是位年轻的女性,声线听着很熨贴,虽然素不相识,却有点“女人何苦为难女人”般推心置腹的意思,不知道是不是刻意为之。

我的脑海里弹出四个大字:

刑 满 释 放

和年糕坦白的时候,她的表情波澜不惊:“我早就觉得,你有事瞒着我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我一点都不惊讶。所以我们还会走下去的,对吗?”她看着我。

“我想分手。”我揣摩着合适的语气:不能太温柔,让她误会还有机会;也不能太强硬,把她激怒更加没完没了。

“其实我也可以不形婚的。”她把脸转了过去,肩膀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

“这是不可能的,你我都清楚。”我冷静地看着她哭,克制着去拥抱她的冲动。

绝望的气氛像黑色的沼气,从地下蔓延开来,将我们团团裹住。

她终于止住了泪水,抽噎了很久,问了最后一个问题——一个老问题:

“你有没有爱过我?”

“……我不知道。”

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,我正坐在龙虾店里,一次性塑料手套上的调味汁已经发干。盛夏的热风从店门口涌进来,让一直在摇头晃脑的电风扇打了一个趔趄。

“你问我之前经历了什么,这就是我经历的。”我慢慢摘下手套,一边用湿巾擦干净手,一边冲对面的女孩笑了笑。

她认真地看着我,说:“你讲这些事的时候,手一直在发抖。”

“活到这个年纪,谁都有点故事。”我顿了顿,补充道,“这是刚认识年糕的时候,她的签名档。”

我们不约而同地轻叹了一声,从座位上站起来,推开门,一前一后地,像两只安静的猫,隐入夜色中。

(首发于公众号“三明治”)